每年春节前后,都是不少农村地区的结婚“高峰期”。近年来,随着农民的“钱袋子”越来越鼓,结婚相互攀比、铺张浪费之风在一些农村地区也愈演愈烈。

　　乡村婚嫁“穷讲究”,真把老乡“讲究穷”。以彩礼为例,从早些年“见见面,六十六”“拉拉手,九十九”,逐渐上涨至“万紫千红一片绿”“一动不动”。许多农村家庭拿出多年积蓄甚至举债结婚,还有一些贫困户“不能丢面子,借钱随份子”,导致“因婚致贫”“随礼返贫”等现象在农村屡见不鲜。

　　我国一些农村地区婚嫁有哪些“老讲究”和“穷讲究”?婚嫁成本缘何居高不下甚至连年攀高?“天价彩礼”有何危害?如何防止乡村爱情“穷讲究”将老乡“讲究穷”……第36期议事厅,新华每日电讯记者专访了一些干部群众、专家学者,就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天价”频出,婚嫁戴上“黄金枷锁”

　　一些农村彩礼频出“天价”,出现了“万紫千红一片绿”(一万张5元钞票、一千张100元钞票和若干张50元钞票)、“一动不动”(一辆汽车、一套楼房)、“三斤三两”(三斤三两重的100元钞票)、“一二三四五”(一个院落、二层小楼、三斤重的100元人民币、四轮汽车、50岁以下双亲)等“新词新说”

　　“农村有‘结婚胜如小登科’之说。”山东民俗学会会员王德胜说,“结婚是人生大事,必须‘三书六礼’齐全,否则婚姻会被认为有瑕疵。‘六礼’是男女双方从陌生至完婚的整个结婚过程中的六个步骤,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和亲迎；‘三书’指在‘六礼’过程中所用的文书,包括聘书、礼书和迎书。”

　　王德胜介绍说,鲁北一些农村地区,又把这一过程进行了“通俗化”解释。按照习俗,适龄男女从完全陌生到结为夫妻,需要经历“问名”“小见面”“大见面”、订婚、结婚等多个环节,大约耗时一年。并且当年麦收后,男方要给女方送“麦礼”,逢年过节要送“节礼”,订婚时送“聘礼”,结婚时再送“彩礼”。这些“礼”一般包括烟、酒、糖、茶、肉、油等生活必需品以及部分礼金,数量和金额多少要参考当地风俗、家庭条件、双方意见等多个因素。

　　鲁北农民张克兰做了50年“媒婆”。她向记者说:“我今年83岁,33岁第一次给别人说媒,一共‘说成’了104对夫妻。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结婚前男方一般会给女方4到6身新衣服、6斤酒、8斤面、10斤油；20世纪八九十年代,则变成了8身新衣服,烟酒糖茶数量增加、档次提高,有钱人家还要置办‘两铺两盖’(两条被子两条褥子)、‘三转一提溜’(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有提手的录音机)；到了20世纪90年代,‘三金’(金戒指、金项链、金耳环)又加了进来,成了结婚标配。”

　　进入21世纪以后,农民的“钱袋子”越来越鼓,结婚相互攀比、铺张浪费之风在一些农村地区也愈演愈烈。张克兰说,以彩礼为例,从早些年“见见面,六十六”“拉拉手,九十九”,逐渐上涨至“千里挑一”(1001元)、“万里挑一”(10001元)、“三家一起发”(31800元)。

　　更有甚者,一些农村彩礼频出“天价”。“万紫千红一片绿”(一万张5元钞票、一千张100元钞票和若干张50元钞票)、“一动不动”(一辆汽车、一套楼房)、“三斤三两”(三斤三两重的100元钞票)、“一二三四五”(一个院落、二层小楼、三斤重的100元人民币、四轮汽车、50岁以下双亲)等“新词新说”成了这一现象的真实写照。

　　农村婚嫁成本节节攀高,原因是多方面的。在社会学专家、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周孝正看来,这背后反映了农村男多女少的人口现实。“嫁娶资源”失衡,必然带来“稀缺资源”身价的抬升。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16年年末我国内地总人口138271万人,其中男性人口70815万人,女性人口67456万人,男性人口比女性人口多3359万人。

　　同时,婚嫁成本提高也反映出部分农村贫困的现实。越是贫困地方的农民,越幻想通过索要“天价彩礼”一夜暴富,幻想通过“嫁女儿”改善一家老小的生活状况。

　　山东省临沂市文明办的一名干部就对记者表示:一些农民之间相互攀比、“爱面子”心理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农村是熟人社会,结婚过程中基本上所有信息都是公开的,街坊邻居、七大姑八大姨还要“品评”一番。不少农民都有这样的想法,李四家嫁闺女要了10万,我要8万显得我家闺女“太便宜”了,让亲友笑话；婆家给王五家闺女送了钻戒,我家闺女要是没有,显得“太寒碜”,让邻居笑话……张三比李四、李四比王五,比来比去就把婚嫁成本拉上去了。
因婚致贫,已成严重社会问题

　　大量存在的农村离婚纠纷、民间借贷纠纷,问题源头多为高价彩礼、大操大办,被婚礼严重透支的家庭经济也会让父母在年迈体衰的境况下病无可医、老无所养

　　近期,针对农村婚嫁成本过高的问题,记者到山东十几个村庄做了调查,发现婚嫁成本过高让农民背上了沉重负担,多数家庭需要举债,“因婚致贫”现象较为普遍。

　　一方面,“本家”花费不菲,整个流程下来花费一二十万元算是很“节俭”了,花费三四十万元甚至五六十万元的农民大有人在,其中花费的“大头”是彩礼和新房。另一方面,“份子钱”水涨船高,亲戚朋友也苦不堪言,有些贫困户甚至要借钱“随份子”。为了“捞回本”,一些农民在孩子结婚时也大操大办、广邀亲朋,造成恶性循环。

　　有一种观点认为,婚嫁成本过高是一种“老子给儿子、亲朋给本家”的财富转移,社会总体财富不会少,因而不会造成“因婚致贫”的问题。但从实际情况来看,这种观点“大谬也”。有几点理由可以反驳这个观点:一是婚礼酒席大吃大喝等行为严重浪费,让社会整体财富“缩水”；二是农村财富本就稀少,这些本可以用于“扩大再生产”的宝贵资金,只能被“物化”为许多难以变现、难以升值的实物,农民失去了多年辛苦积攒的、本可以用来致富的“原始积累”。

　　临沂市文明办干部对记者说:我们调研时发现,在临沂一些农村,一场婚事办下来,买房买车送彩礼摆宴席,得花20万元左右。按照当地去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计算,相当于一个四口之家四五年的收入,很多家庭因此背上沉重债务,甚至“因婚致贫”。

　　更值得注意的是,农村高价结婚彩礼以及婚丧大操大办,不仅让家庭“因婚致贫”,还会引发严重社会问题。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教授王忠武认为:“大量存在的农村离婚纠纷、民间借贷纠纷,问题源头多为高价彩礼、大操大办,被婚礼严重透支的家庭经济也会让父母在年迈体衰的境况下病无可医、老无所养。”

　　另外,高额彩礼也是骗婚和拐卖妇女的诱因之一,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下,难免有人铤而走险。很多因支付不起高额彩礼而“被光棍”的大龄男青年,在生理和心理的双重作用下,渐渐成为社会治安的一大隐患。

　　移风易俗,也要落实主体责任

　　党的基层组织是我们党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实践证明,一个村的移风易俗工作开展得好不好,关键看村两委是不是下狠手抓,关键看村里的党员干部能不能带头

　　2016年底,临沂市曾在全市范围内做了一项调查,对于婚礼大操大办,其实多数群众表示自己并不情愿,这样做主要是怕被别人笑话、没面子,实属被不良习俗裹挟不得已而为之。其中,有79.7%的村民认为开展红事移风易俗工作非常必要；81.5%的村民表示,如果政府抓红事移风易俗工作愿意从自家开始；10.5%的村民认为基层政府抓这项工作不力。

　　由此可见,针对农村婚嫁成本过高的顽疾,迫切需要做的是引导农民移风易俗。上述干部向记者表示:为切实推进这项工作,临沂市已建立了移风易俗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经过一段时间整治,临沂市婚礼大操大办、“天价彩礼”等“不正之风”已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

　　这位干部介绍说,具体而言,临沂市文明办、民政局是移风易俗的主管部门,担负起牵头抓总、调研指导、监督考核的职责；组织部门负责指导村“两委”抓好“红白理事会”建设、引导党员干部发挥带头作用、推动“第一书记”履职尽责等方面；工青妇和科协等群团组织负责对广大职工、青年、妇女和学生的教育引导,鼓励他们当好移风易俗的主力军；公安、工商、物价等部门负责整治婚庆服务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文化部门和各级新闻媒体负责开展灵活多样的宣传活动。

　　在山东民俗学会会员王德胜看来,“党的基层组织是我们党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实践证明,一个村的移风易俗工作开展得好不好,关键看村两委是不是下狠手抓,关键看村里的党员干部能不能带头。因此,组织部门要就基层党组织抓好移风易俗、党员干部带头移风易俗提出明确要求,继而带领广大群众破解这一顽疾。”

　　“从长远来看,还需要从引导农民树立正确生育观念、大力发展农村经济等基础性工作上着力。”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教授王忠武说,首先,要进一步倡导“生男生女都一样”的生育观念,健全农村养老体系解除农民“养儿防老”的后顾之忧,并严厉打击非法鉴别胎儿性别、非法堕女胎等行为,尽快提高女性出生比例,平衡男女数量。

　　另外,针对彩礼“越穷越要,越要越穷”的现实,下一步还要大力发展落后地区农村经济,多措并举提高农民收入,做到“仓廪实而知礼节”,破除农村婚嫁成本过高赖以生存的贫困土壤。